鮑德里亞的紅布

2010 年的連州國際攝影年展，費大為是總策展人，那年的主題是「這個世界存在嗎？」其中就有讓·鮑德里亞（Jean Baudrillard）的大型個展《消失的技法》（Vanishing Techniques）。

「消失的技法」並非原文題名的直譯。鮑德里亞那篇關於攝影的文字，英文常見題名是〈For Illusion Isn’t the Opposite of Reality…〉，法文原題是〈Car l’illusion ne s’oppose pas à la réalité…〉。但在中文語境裡，「消失的技法」已經成了一個關鍵譯名。費大為把它用作展覽名字，放在那一年的連州，意味深長。

那一年連州的主題文本裡，其實已經把問題說出來了：人為了掌握世界，發明了各種工具，最後卻被這些工具送進了一個由符號、詞語和圖像構成的世界。圖像越來越多，真實越來越少。攝影本來可以幫我們接近世界，也可能反過來，在我們和世界之間製造一層屏障。

所以把《消失的技法》放到「這個世界存在嗎？」這個主題裡，不只是作為一個外國大師展被安排進去。它差不多貼著那一年的問題意識——世界還在不在？現實還剩下多少？攝影到底是在把我們帶近現實，還是在讓現實變得更可疑？

鮑德里亞在 2007 年就已經去世，所以當年來連州參加展覽開幕的，是他的遺孀瑪琳·杜普伊·鮑德里亞（Marine Dupuis Baudrillard）。那次展出的 50 幅作品，是瑪琳親自挑選的。之後這個展覽又在廣東時代美術館、中央美院美術館、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等地方繼續巡展。據費大為回憶，2019年在上海當代的展出規模和效果是他最滿意的。

換句話說，這不是一段事後整理出來的展覽史，而是當年連州實實在在發起、做出來的一件事。

我們家現在洗衣房門口的牆上，就掛著瑪琳送給我們家段總的那張照片：一把覆蓋著紅布的椅子——《聖伯夫（Sainte-Beuve）》。它雖然只是當年製作展覽時留下的一張樣片，但瑪琳在背面簽上了她的名字。

Sainte-Beuve 首先是鮑德里亞在巴黎住處那條街的名字。這張椅子不是一把抽象的椅子，而是連著他的公寓、他的日常生活：一個房間，一把椅子，一個人曾經坐過的地方。

嚴格說，畫面裡那一片紅，也不只是一塊普通的紅布。有人描述它是紅色天鵝絨扶手椅上覆著相近顏色的厚毯。但我還是願意在中文裡叫它紅布。因為在這張照片裡真正起作用的，不是材料鑑定，而是覆蓋、垂落、褶皺，以及那個一直往前逼的紅色。

Sainte-Beuve 又不只是街名。它也會讓人想到 19 世紀法國批評家夏爾-奧古斯丁·聖伯夫（Charles-Augustin Sainte-Beuve）。聖伯夫最有名的地方，是把作品和作者的生平、性格、社交關係放在一起讀；後來馬塞爾·普魯斯特（Marcel Proust）寫《駁聖伯夫》，反對的正是這種把作品還原到作者身上的讀法。

這個典故放在鮑德里亞這裡，很微妙。因為《聖伯夫》看起來幾乎是在邀請我們做一種傳記式閱讀：這是他的椅子，他的房間，他留下的痕跡。可是照片真正呈現出來的，恰恰不是「他是誰」，而是「他不在」。它把你引向作者，又把作者撤掉；把你引向生活現場，又讓現場變成一個沒有主人的物的場面。

這張照片不是在給我們一條通往鮑德里亞本人的路。它更像是在那條路剛剛出現的時候，把它切斷了。

這件事我一直覺得有意思。一張從《消失的技法》這樣的展覽裡出來的照片，最後沒有停在展廳裡，而是掛在家裡洗衣房門口。每天走過去，拿東西，洗衣服，開門關門，都會看到它。它沒有變得更日常，反而是那種日常的環境，把它裡面的不安放大了。

不少藝術家喜歡用作品去說明哲學，但鮑德里亞顯然不是這種「先有一套哲學概念，然後用照片去圖解概念」的關係。這個區分很重要。因為一旦把他的攝影看成哲學概念的視覺註腳，就把它看窄了。

費大為在那年連州的主題闡釋〈這個世界存在嗎？〉裡，批評過一種攝影狀態：攝影被縮減成傳達觀念的工具，變成概念的圖解。這句話放在鮑德里亞身上特別有意思，因為他的攝影恰恰不是這樣。它不替理論服務，不幫概念做插圖。它甚至有點反過來，讓概念停住，讓觀看先發生。

他的攝影和他的哲學，根系相連，但各自向不同方向生長。哲學是概念的、論證的、要你跟著走的；攝影是感官的、讓人站住的。它們逼近的是同一個問題，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力。

鮑德里亞的哲學一直在問：在影像、媒介、消費符號、擬像與超真實之中，所謂「現實」還剩下什麼？而他的攝影不是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，至少不是直接回答。它更像是讓這個問題變得更難迴避。

從後來央美那一版的展覽說明裡，可以看到費大為其實不是把它做成一個單純掛 50 張照片的展覽，而是做成一個可以閱讀的展覽：照片、影像、生活照片、鮑德里亞的書、語錄、法文和中文文本，都被放進展場裡。

這個安排不是說文字可以解釋照片，也不是說照片只是文字的另一個版本，而是把兩者放在一起，讓它們互相干擾。文字不能替照片說完，照片也不只是文字的證明。它們放在一起，反而讓彼此都變得可疑了。

瑪琳當年談到連州時說，其實不是她把鮑德里亞帶到中國，而是鮑德里亞的靈魂把她帶到了中國。這句話聽起來很私人，卻放得住。因為鮑德里亞的攝影本來就一直在處理這件事：一個人不在了，但他的觀看方式還在；主體退場了，但某種東西還留在物裡，留在那些被他注視過的表面上。

我家洗衣房牆上掛的這幅《聖伯夫》，就很能說明這一點。它拍的是一張被紅布覆蓋著的椅子。人的身體不在場，但我們能看到某種曾經有人在那裡坐過的痕跡。也有人直接把這張照片解讀為：鮑德里亞用椅子的影像捕捉主體世界的缺席，讓自己「消失」在椅子／照片之中。

這個解讀有道理，但還是簡單了一點。

《聖伯夫》真正讓人不安的，不只在於「人不在了」，而在於那塊紅布把缺席做得太過飽滿。褶皺接管了椅子的輪廓，懸垂的重量暗示著某個剛剛離開的體積。視線無法停在空缺上，因為紅色不停地往前逼。它不是空的，它是過度在場的——而這個過度，比單純的缺席更難安置。

影像在這裡不是記錄了什麼消失，而是讓消失本身變得太有重量，反而像一種佔領。這種重量很奇特，它不像哀悼，也不像懷舊，更不是單純的「人去樓空」。它更像是主體一離開，物就立刻收回了自己的重量。至於它接管的是什麼，我也不想說得太死。說死了，反而把這張照片裡那種不舒服的東西弄平了。

這張照片能做到這件事，跟鮑德里亞怎麼理解「物」有關。早期《物體系（The System of Objects）》裡，他分析消費社會中物如何變成符號；後來他的照片則幾乎把人撤掉，只留下物、光、表面、反射、遮蔽。物在他的鏡頭裡看起來像有自己的命運——不是人拍了物，而是物借相機顯現了自己。

央美那份展覽說明裡有一句話，拿到這裡看特別貼切：鮑德里亞的攝影是在放棄攝影家的主觀投射，放棄題材、世界觀、風格，把意義和語境從物的周圍剝離掉，讓客體自己的面貌出來。

這句話放在《聖伯夫》裡，確實說得通。照片裡的椅子和紅布，早已不服務於任何人的使用或目光。它們只是在那裡，冷漠地佔據著畫面。人一退場，物反而更重、更冷漠地顯現。

我覺得，他的攝影有點像一種反媒介的媒介。他清楚現代社會被影像過度佔領，但他自己的照片不是那種資訊量很高、敘事很清楚、要你立刻理解的影像。它們不急著給你線索，也不急著成立一個故事。

他談攝影時，曾把被拍攝之物看作其餘一切消失後留下的痕跡，因而近乎一場「完美罪行」：世界被刪去，只剩下一個物作為謎一般的殘留。

《聖伯夫》裡那塊紅布正是這樣。它遮住了椅子，也遮住了曾經坐在那裡的人，但它什麼都沒有承認。

影像擋在現實前面，不是窗，是屏幕。

他的文字談擬像、超真實、物的反抗、主體的消失；他的照片則不解釋這些概念。它只是讓你在一張空椅子、一塊紅布、一面牆、一個反光表面前停一下。

不是立刻理解。

而是停一下。

這可能就夠了。